童效勇：为业余无线电发展而努力

听别人介绍说，童效勇老师可谓是活到老、学到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新事物都能引起他的兴趣。童老师并没有机会在学校接受高等教育，但是他却一直努力学习，不但掌握了联通需要的英语，写过书，而且很早就开始做计算机编程工作，在70岁高龄时还考了驾照。有活动请童老师参加，只要有空，他都会积极前去，所以，童老师的时间被排的满满的，他的生活也充满了精彩和乐趣。童老师说：“对发展业余无线电有利的事，只要我力所能及，我都愿意去做。
采访童老师的时候，他侃侃而谈，和他自己说的一样，他那颗心永远是年轻的。他告诉笔者说：“因为我是‘火腿’，‘火腿’就要进取，就要活到老学到老。我总感觉有学不完的东西，我要跟着社会一起前进，千万别被社会淘汰！”

童老师在业余无线电界，一路走过来，可谓是经历了风风雨雨，他始终在关心、团结爱好者，始终在为发展业余无线电事业忙碌着。采访童老师的时候，他的言语里，透出的是沧桑、是活力、是感叹、是对新火腿的希望。

曲折的无线电开放之路

老一辈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用了不少的心血和努力才换来今天中国业余无线电的发展。在上世纪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业余电台曾是西方人的天下，他们在中国建立由西方人为主体的业余无线电组织，无视中国的主权擅自分区、订立呼号冠字。国人方志卫、赵振德等老前辈奔走呼号，把全国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组织起来，成立了自已的业余无线电组织与之对抗，修改呼号冠字，重新分区，维护了国家的无线电主权。以后又逐渐发展，到全国解放前夕已有业余电台400余个。解放后，鉴于当时的形势，国家对无线电器材实施管制，对无线电台实行“少设严管”的政策，所有的业余电台停止话动、器材上交，中国的“业余天空”一片寂静。于是，老一辈的爱好者们又开始了争取业余电台早日恢复开放的努力，当时作为从事业余无线电工作的童效勇，当然也参加到了这一行列。

1946年，年仅11岁的童效勇就在新四军苏中军区的军需厂里工作，1948年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他当了通信兵，之后，又参加了渡江战役。1955年，童效勇从华东军区选入北京集训，第二年参加了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快速收发报比赛”，这是第一批参加国际无线电比赛的中国运动员，他们荣获桂冠，凯旋而归。大赛因此决定下届在中国举办。1958年国际快速收发报比赛如期在中国北京举行，比赛期间保加利亚代表团团长提出在赛场建立业余电台，供参赛的运动员们联络。他们的建议获得了批准。就这样，新中国第一个业余电台BY1PK于1958年11月3日正式“升空”。由于当时我们对业余电台无论在操作或管理方面都还不够熟悉，所以竞赛结束后BY1PK也就暂时关闭。为了不让业余无线电波在中国大地上消失太久，由当时的国防体协陆上运动部副部长张文华牵头建立了一个由四人组成的业余短波通信研究小组，童效勇就是四人小组成员之一，他们积极学习，尽力地去掌握管理知识，熟练操作技术，为中国业余无线电台的重新开通打好基础。

“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959年5月7日，BY1PK恢复发信了！”童效勇讲到电台开通的时候语气异常的激动。我们似乎能感受到，他们当时是何等的喜悦。但是受那一时代政策的束缚，电台只能用摩尔斯电码，而且只限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系。当时有很多西方国家的业余爱好者都希望能和中国通联，而中国的电台却始终不能与他们沟通。童效勇说，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当时能与国外所有业余电台通联，也就成了我们的梦想和奋斗的目标！

为改变BY1PK无专人管理，不能经常性持续开展工诈的局面，60年代初，童效勇被调到BY1PK担任专职台长，从此BY1PK电台与外界的联系得到了加强，但是当时通联的范围仍旧限定在社会主义国家，方式也仍旧是CW。童效勇多次写报告，要求扩大联络范围，但在当时政策与思想束缚之下，他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结果。到了1964年，国家为了训练运动员，才在北京、长沙、吉林、西安、成都开设了五个业余电台。但这五个电台只能与国内联络。

如果说，“文革”前童效勇他们不懈努力，用汗水换来了中国业余无线电的开放，到了文革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他们所做的努力，却都成了罪状。业余电台成为贺龙“反党篡军”的工具，全国六个集体台都被彻底关闭，与业余电台有关的人员，无一例外地受到审查，童效勇作为“反党篡军”黑电台的台长，更是首当其冲，作为里通外国的批斗对象、没完没了地受审查、进“牛棚”、写交代……。

“文革”结束后的1981年，当时的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孙俊人组织召开了一个由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部份老业余家参加的关于恢复业余电台的座谈会，童效勇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大家在会上一致要求恢复业余电台。他们的提议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1982年，关闭10多年的BY1PK终于重新开台，而且也解除了众多的束缚，可以自由地与各国业余电台交流了。此后到1992年又恢复、开放了个人业余电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业余电台数量逐年增多，才有了今天的蓬勃局面。

我想，每一位老爱好者回忆起那段历史都会感慨万千。当笔者问到童效勇经过这么多的磨难，终于看见电台重新开放有什么感想时，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国家恢复、开放业余电台的局面来之不易，是经过几代人不懈努力争取来的，道路是曲折的。如今，看到爱好者的队伍不断壮大，可以在家里架台，手上可以拿对讲机，车里可以放移动台进行通信，不少爱好者在IATO、DXCC、远征、竞赛和各类通信实验中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各地HAM俱乐部在抢险救灾话动中也都有出色的表现，所有这些，都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说明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希望每一位爱好者都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要好好地利用这块园地，遵守法纪、不断学习，不断发展。”

不能忘却的纪念

在童效勇这么多年的业余无线电生涯中，发生过不少让人难以忘怀的故事。

日本的溝口皖司/JA1BK，他是一位世界上的DX高手，与世界上许多稀有的电台进行了通联。他和童效勇之间还有一段很传奇的故事。

上世纪的60年代，童效勇已是BY1PK的台长，当时的BY1PK是世界上稀有的电台之一，而且不允许与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业余电台联通。而溝口皖司/JA1BK，是个极度热爱业余无线电的DXer，对中国业余电台有着无限的向往，却又不能正常地与之沟通，于是他冒充蒙古电台JT1BK与BY1PK联通后告知他是JA1BK。当时童效勇在联络中发现是日本电台就马上中止了通联，并报告上级备案。这本是生活中一个小小的细节，然而却成了童效勇在文革中挨批斗的罪状。改革开放以后，中日关系正常化，溝口皖司作为友好人士多次来华为我国爱好者授课、培训，童效勇作为当时的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副秘书长、BY1PK的台长接待了他，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当提到往日的故事，都感慨万分，而那次“不完整”的通联，却成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童效勇告诉笔者：“上世纪80年代，我国集体业余电台的恢复、发展得到了很多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人的帮助，这些帮助过我们的人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他尤其提到了加籍华人黄国安/VE7BC和“日本业余无线电联盟（JARL）”。

黄国安，在他1981年第一次来中国时，就将他捐助和慕集的28000册业余无线电书籍赠送给了中国业余无线电运动协会和邮电学院，三套完整的电台设备分别赠送给了北京邮电学院、广州和长沙，以后又多次来华分赴三地游说尽快将电台开设起来。

日本业余无线电联盟（JARL）自1981年到1987年以“联盟”名义组织的正式访华团就有9次，会长原昌三还多次亲自带团来华，每次都携带大批的成套设备和技术人员协助建台，上世纪80年代由JARL和日本其他社团、个人援建的集体业余电台共有20余座。

不断学习，提高水平

老一辈的爱好者经历了风风雨雨，换来了今天业余无线电的发展。但是，目前中国的业余无线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童效勇告诉笔者，中国的业余无线电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体现在数量和爱好者的素质上。美国和日本目前都有60-70万的庞大电台数量，而我们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业余电台还仅仅刚过2万。发达国家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我们，而且爱好者的综合素质也优于我们。与这些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接触，无论是在空中或面对面的交流，无不感到他们文明礼貌、友善谦让和助人为乐的品质。而在技术领域，发达国家的爱好者们也已在向空间、星际及2.4G以上的领域探索和进军了。现在中国的爱好者们，在传统模式的通信领域中也已经取得了一些好的成绩，但是连印度都已制成了上天的业余卫星，我们也还处于酝酿阶段。中国老一辈的爱好者很多都是当时的DIY高手，都是当时无线电、电子技术领域的前沿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还有过发明创造。现在的年轻火腿也应该有这种敢于向科学前沿阵地“冲刺”的精神。

另外，童效勇还特别指出，目前我国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业余无线电的发展。所以，中国的爱好者要谨记“体谅、忠诚、进取、友爱、适度、爱国”的准则，加强自律，壮大队伍，发扬积极探索的精神，不断提高水平，获得新的突破。促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为中国业余无线电的发展贡献力量。

后 记

童老师是个很开朗的人，他经历过很多事情，所以他那里也有很多故事。听他讲故事，仿佛回到了过去，也在体验那些难忘的岁月。童老师始终保持着热情，他说这是火腿特有的精神。我相信童老师说的这些，我也相信每一位听过童老师故事的火腿都会为这种特有的精神而感动，而鼓舞，而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