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

1922年12月，上海英文《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在头版赫然登出消息，宣告“上海马上就要有无线电话（即广播">广播）了”。

原来，在国外东方无线电公司任职的“无线电专家”、美国人奥斯邦（E.G.Osborn）利用一位曾姓旅日华侨的资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中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China),附属于东方无线电公司。为了推销无线电产品，最主要的是，为了打开“洋魔术”——收音机的销路，就必须为上海市民创造出一种新的需求―听广播。奥斯邦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实业家，对新发明、新技术怀有狂热的兴趣。他决定和《大陆报》携手创办他的新事业。《大陆报》是上海租界内的一家美国报纸，它的编辑、记者大多来自日本和檀香山一带。因此，这两家的合作是十分自然的。不久，奥斯邦便在大陆报上连续撰文，以《无线电的跃进》为总标题，详细介绍了无线电和广播的基本原理。

XRO电台">电台的播音室

1923年1月21日星期天，《大陆报》以醒目标题，整栏文字宣告：《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两家合作开办的广播电台将于星期二晚8时开始“广播新闻和音乐节目”。这是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通称奥斯邦电台，它宣告了广播在中国的诞生。电台位于广东路3号大来洋行屋顶，那里是中国无线电公司租用的地址。技术问题由公司经理奥斯邦全权负责，《大陆报》设有广播编辑。电台呼号XRO，波长二百英尺，发射电力仅五十瓦特。每晚播音1小时，内容有政治和经济新闻、音乐演奏、唱片等。广播用语为英语。当时中国已有五百架左右接收机，主要是收发报台，绝大多数集中在上海和东南沿海一带，其中除了官方设立的公营台以外，一批中外无线电爱好者也用以通讯联络，进行试验和研究。

1月23日晚，《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以下简称XRO电台）首次广播节目获得成功。无线电的奇妙作用引起了上层社会，首先是外国听众的极大兴趣。广播用的是英语。这一天，播送的内容有政治新闻、股票交易情况和汇总价格等，伴之以音乐家的演奏和唱片。所有在上海租界的外国音乐团体和娱乐演员都答应与XRO电台合作，这在他们无异于出一种时髦的风头。经营无线电材料已历三年并获利不少的开洛公司远东分公司经理迪莱特别欢迎广播的出现。后来，在XRO电台停播一年以后，迪莱开办了开洛电台，历时五年之久，在早期中国广播历史上影响颇大。

XRO电台每日播音1小时左右，音质并不稳定。气候不正常时广播受到影响，散在各地的无线电收发报台也常常干扰播音，电台的机件还不时地出毛病。尽管如此，天津、香港等地都有报告说听到了上海的声音，远在五百英里以外的海上乘客，在日本神户附近也收到了广播。

广播节目受到听众热烈的欢迎，祝贺和询问的信件像雪片似的飞来。靠近上海的轮船乘客和那些家住郊区、不能在早晨收到报纸的人们特别欢迎新闻节目。音乐会更是众望所归。布道演说和学术讲座从不同方面满足了人们的需要。无线电还成为社交媒介，戴着耳机（当时收听广播均需戴耳机）翩翩起舞也很时髦。

来沪进行革命活动的孙中山先生祝贺XRO广播电台的诞生。他于返粤行前发表谈话，赞扬《大陆报》和中国无线电公司把广播这一新生事物介绍给中国民众，并对广播的成功和它将大有助于在中国传播光明表示了极大的欣慰和信心。他说：“我特别高兴的是，我的宣言……能在大来公司屋顶的广播电台播出。”宣言的播出，以及它被数百名持有接收机的人（一些尚远在天津和香港）收听到这一事实，使我既惊奇又愉快。我们这些致力于统一伟大祖国的人们欢迎无线电一类的进步，它不仅用语言将中国和世界紧密联系起来，同时也将有助于把全国各省市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孙中山的“统一宣言”是在XRO电台开始广播的第三天，即l月25日播出的。《大陆报》登载了“统一宣言”。需要指出的是，《大陆报》在1911年8月创刊时原本就是由孙中山等人筹款、委托美国友人创办经营的。它与孙中山等人的关系自然不同寻常。

当时的中国总统黎元洪也对广播发生了兴趣。他派秘书打听如何收听xRo电台的音乐节目。消息传到奥斯邦那里，他受宠若惊，立即动手赶装了一架“特制”收音机，以保证黎元洪在其北京家中毫无困难地、清楚真切地收听到广播。

与此同时，一阵小小的“无线电热”在上海兴起了。

应上海日文报纸的请求，日本东方新闻社的记者到电台参观、采访。基督教中国青年会的无线电专家饶伯森教授到处演讲、示范。收音机的持有者常常邀请友人用自己的耳机听广播，作为一种时髦的招待。有一位叫门那•西勒斯的歌唱演员在首次演播的激情中还创作了一首曲子―“听广播”，经播出后风行一阵。广播接收机的数量很快增加到一千多架。《大陆报》在一篇报道中兴高采烈地说，对无线电的兴趣大为增加，成为日益明显的事实。到广播电台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了，而听过广播或参观过电台的人，十个中间有九个立刻成了无线电迷，“他们迫不及待地购置收音机，以便不失时机地享受美妙的节目”。

XRO电台的积极支持者，是一批钻研无线电技术的业余爱好者。当时，一些人已组织了一个无线电团体―上海国际无线电学会，其成员都是租界里的外国人，地址在南京路50号新孚洋行内。随着“无线电热”的出现，该会从十二人扩大到五十人。这些业余爱好者在电台演播节目；同各处联络，了解收听情况；碰到奥斯邦操纵的机器发生故障，还用自制的发射机临时代替。在xRO电台停播后．学会秘书长、美商新孚洋行主人戴维斯于1923年5月底试办起一座学术试验电台，兼作商业广告。后来正式播音达半年。新孚洋行电台是中国第二座广播电台，此是后话不提。

“无线电热”逐渐由外国人扩大到中国人。1923年3月2日是农历的元宵节，上海第一家中国收听人的组织―俭德储蓄会无线电俱乐部定于这一天启用新装置的收音机。饶伯森教授为收音机安装了扬声器，到场收听的逾五百人。XRO电台特地为他们播放了中国音乐。

第二天，电台播出了中国“新世界”乐队的演奏。不久，还应中国听众的请求开设了下午的午茶音乐会节目。从此，中国的演员、中国的听众成为XRO电台的常客。

XRO电台逐日播音两个多月。就在中国市民开始热心购置收音机的时候，不祥的阴云已经笼罩在XRO的头顶上了。北洋政府对外国人办广播视若洪水猛兽。他们认定无线电为军用品，是政府的禁育，对全国出现的“无线电热”深感不安。这或许出于爱国的动机，但他们似乎不懂，对于先进的科学技术，单纯的禁止并非上策。而且无线电通讯与广播也不完全一样。

1923年3月7日，北洋政府交通部致电各有关地方电政机关，要求查处外国人私设电台事。3月13日，交通部“咨请外交部伤知直隶交涉员”“严重取缔”天津业余无线电学会。3月14日，交通部咨请外交部伤知江苏特派交涉员“严行取缔上海西人所设之无线电学会及公司”，该“无线电学会”即上海国际无线电学会，该“公司”即中国无线电公司，包括奥斯邦办的电台。3月12日，天津业余无线电学会的主席歇尔曼在回英格兰的途中来到上海，会见了奥斯邦、饶伯森和《大陆报》的广播编辑。他告知说，他们（天津方面）已请求北洋政府交通部考虑修改现有的限制无线电的法令，但迄无答复。第二天，歇尔曼在XRO电台演讲，要求所有业余爱好者竭诚支持津沪两地的合作，以削弱中国政府限制使用无线电的政策。基督教中国青年会决定，从3月12日起开展“无线电周”宣传活动，以大造声势。但是XRO电台尽管表面上气壮如牛，内心里未必不胆怯。从3月下旬开始，《大陆报》上的对广播的宣传冷落了，报道篇幅减少，位置也从一版改到不那么令人注目的三版。

最后的一击来自内部分裂。3月21日，中国无线电公司发生人事变动，奥斯邦去职他就，由一位姓张的中国人与美国工程师迪顿继续经营中国无线电公司，并继续与《大陆报》合作管理广播电台。分歧的原因，据说是奥斯邦帐目不清。迪顿声称，奥斯邦将不再与原公司发生联系，他的退出“对营业不产生任何影响”。然而事实是，奥斯邦离去后的XRO电台气数已尽，虽未立刻销声匿迹，但已属强弩之末。不久，固定节目便改为不定期播音了。而奥斯邦离开中国无线电公司后也曾重整旗鼓，准备在南京路永安公司塔楼上另建电台，可惜这家电台的开场锣还未敲响，便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落得个“胎死腹中”的下场
。
1923年3月28日，交通部再次禁止装设无线电机。4月8日，XRO电台又宣布，次日为俭德储蓄会征求会员举办特别节目，但这似乎已是该电台的尾声了。XRO电台大概于4、5月间最后停播，确切的日期已无可查考。与开幕时的大吹大擂相反，它的收场是静悄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