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员开始就直播,还兼唱歌演戏

直接播音,难度很大,充分准备,全神贯注,未错一字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当时每天晚上8点到9点播出1个小时,大约七八千字。我们下午4点左右收到稿件,便进行准备。我们都没有播音的经验,要做好播音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逐渐摸索出一套工作规律:每天先把稿件通读一遍,然后再反复朗读,分段朗读,遇有读不准的字词就查字典。在播音之前我基本上都能把稿件背下来。其次,还要领会稿件的中心思想,以便把党的精神准确地传达给听众。那时候,电台没有录音设备,是对着话筒直接播出。虽然隔壁有调配员监听,但是一旦出了差错是无法挽回的。我始终严肃认真地对待播音工作,在我的播音工作中,从来没有读错过字。

频率较弱,全部安排声音清晰的女同志做电台播音工作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头两年多,先后有4个播音员,都是女同志。因为延安台的频率较弱,所以安排声音清晰的女同志担负播音工作。最早的两位是麦风(又名徐瑞璋)和姚雯同志,她们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离开了王皮湾。麦风离开是因为要生孩子,她的丈夫在鲁艺工作。姚雯是江苏人,由于口音关系,不久就调离了九分队。我是在她们之后调去的。我小的时候在北平读过书,会讲普通话,口音清楚,这是组织上派我担任播音员的一个主要原因。我的播音工作时间最长,将近两年。在我之后来了孙茜同志。另外,还有一位华籍日本女同志原清子,每星期三到电台来用日语播送对日军广播节目,广播稿是由王家坪敌工部提供的,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反动性,号召日本士兵积极投身反战活动。日语广播对于宣传党的政策,瓦解日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时,广播电台不但播送新闻稿件,还播放文艺节目。我们播音员不但要广播新闻稿件,还要学着唱歌、演戏,根据宣传的需要,配合着演一些文艺节目。记得我们曾经在广播电台演唱过不少反映抗日斗争的进步歌曲,有《五月的鲜花》《游击队员之歌》《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和《延安颂》等等。在三局的一些爱好文艺的青年的帮助下,我们还播送过郭沫若写的话剧《屈原》《棠棣之花》片断。广播电台正式开播之前,我们搞到了一台破旧的手摇式唱机,毛主席很支持电台工作,特送来20多张唱片供我们播放,其中有梅兰芳、马连良的京剧唱段。

九分队共有30多人。技术员有10多个人,其中只有两位大学生,即傅英豪夫妇,其余的都是在延安培训的通讯学校的学生。此外,九分队还有警卫员、炊事员和政工人员。虽然设备简陋,生活艰苦,但广播台从开播到停止播音进行休整的三年左右的时间里,30多人一条心,坚决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队风良好,亲如一家,一直非常留恋这个集体

九分队政治工作抓得很紧,队风良好。我们每周到三局去听报告,还讨论政治形势,过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与工作人员、警卫战士亲如一家。

1943年,延安广播电台因为机器故障停播了。此后,我转到了新华社工作。我在延安前后8年,特别是在九分队做播音员,是我参加革命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一直深为怀念。我与新华社,从开创口语广播时的团结合作关系,到成为一名新华人,情结深厚,在我心目中一直分量很重。解放后,我曾经在新闻学院担任教员,为新华社及其他单位培养新闻干部,以后又转到教育部门从事师范教育工作。但不论走到哪个工作岗位,我都忘不了青年时期在抗大、女大接受的革命教育,忘不了在王皮湾发射台和新华社(4年多)的工作和生活。

如今,我虽然91岁了,但是我是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忠实听众、观众。值此广播电台建台70周年之际,看到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展起来的中国广播事业能从小到大、后继有人,作为一个建台初期的老播音员,我感到十分欣慰,也感到十分自豪。

(萧岩,曾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创建时期的第一批播音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