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收音机·我
收音机这东西,从它一出现就给人们打开了另一扇认识世界的窗子。我本人就是伴着收音机长大的。我想起了一些以前和收音机有关的事情,其实也并不是收音机的故事,只是借着这个线索,写一些事情吧。
我出生在七十年代,那时候,我的家境并不太好。我的父亲除了上班,在家一直是位“甩手掌柜”。母亲在父亲的单位做点家属工,什么杂事都做:在糕饼坊做过糕点,下过盐包……我不知道我那过于消瘦的母亲是怎样扛起一百公斤重的盐包的。母亲下了班不仅要照料我的两个年幼的姐姐,还有那永远也忙不完的家务,洗浆缝补、挑水做饭,甚至上山砍柴。一家人的鞋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的做出来的。那么多鞋得多少针线!得耗多少夜晚!数字是枯燥的,但正是这枯燥的数字将母亲的食指变成了歪脖子柳树的模样。每天晚上把我的两个姐姐哄睡着后,还要绕草把。母亲爱清洁,总把那些柴禾绕成草把整齐地堆放在灶洞旁。母亲上床睡觉时常常深夜一、两点钟了。所以母亲原本是不打算要我的,当她发现我的存在时,毫不犹豫的只身一人跑到医院去妄图阻止我来到这个人世。也许是当时的医疗条件太差了吧;也许是我命不该绝吧。母亲很瘦,常年的劳作让她身体很单薄,像一股风就能把她吹倒似的,医生不敢为母亲做手术,就问母亲有几个孩子,母亲说有两个孩子了。医生安慰着说,两个也不多啊。于是这位不知名的医生短短几句话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的出生无疑加重了母亲的负担。其实母亲从小也是娇生惯养的,母亲是外婆的第五个孩子,前几个孩子都是刚生下不久就夭折了,可想而知,母亲在外婆家是何等的娇贵了。
那时候,我家有台小收音机,黄色的。我现在还有点印象,因为童年的我常常趴在床沿听“小喇叭广播来了”。听母亲说,那台收音机是父亲出差在外地带回来的,整整十块钱呢!而当时父亲的工资也就二十几元吧。父亲还帮他的一位同事带了一台。据说那位同事至今也没把这笔钱还上。面子薄的父亲是无论如何也开不了要回这笔钱的口的。母亲经常忙得没有空闲抱我,于是我整天一个人睡在摇篮里。为了防止我哭闹,母亲就把收音机打开放在我的身边。有了说话声我也就安静了。当我的两个姐姐在卖着苦力的母亲身边玩耍时,我静静地躺着摇篮里听着广播。偶尔父亲回家照看下我。到了我吃奶的时候,母亲总是匆匆地俯下身子趴在摇篮上喂饱我后,又去忙碌了。时间长了,我竟然养成了躺着吃奶的习惯。遇到母亲偶尔闲暇时抱着我喂奶,可我怎么也不肯吃,非要躺在摇篮里才吃,吃饱后才允许母亲抱起我。
成年后的我每每在镜子旁,仔细端详着我那扁扁的头型,暗暗地和父亲、母亲作着对比。于是我断定我的扁头绝对是后天形成的,而非遗传。我婴儿时期的经历至今我仍旧感到万分委屈。母亲则充满歉疚地说:“有什么办法,那时候条件差啊。”母亲说那时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躲在一个无人的地方美美地睡他个三天三夜,睡到自然醒……
这台收音机和我朝夕相处,伴随我度过了我的整个婴儿时期。如今,社会发展,科技也进步了。什么收录机、电视机、DVD,应有尽有,小小的收音机似乎已经被人遗忘了。而我却依然固守着对“她”的那份执著。我仍旧记得她:小小的,黄色的,她没有华贵的造型,她简单,她朴实,她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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