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广播情缘

我的家是在一个大山环抱的去处，距离县城有四十多公里。孩提时代的我时常问母亲：“山的那一边是什么？”闭塞的村子里，世世代代过着那日出而作出，日落而息的生活。小孩子最大的乐趣莫过于爬树捉鸟，下河摸鱼了。

一次，住在县城里的一个亲戚办喜事，父亲去做客，没有带上我这个“跟屁虫”，为此我还哭闹了一场。父亲回来时带回一个会说话的希罕物——收音机，这可是我们村有史以来第二种家用电器（第一种是手电筒）。但它可比手电筒强多了，因为它会说话，会唱歌呀！

收音机的到来，打破了世代相袭的生活模式。那时的我并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天天晚上准时到我家堂屋来坐着，吸着没有过滤嘴的纸烟，听一个我分不清男女的“电人”（妈妈讲收音机是有很多电人）大呼小叫地在收音机里讲着什么，时不时还引发哄堂大笑。“电人”有时也会偷懒，说着说着就没声儿了，父亲会伸手过去在收音机上拍打两下，可能是怕被打痛的缘故吧，她只好又开口讲话了。这让我和她有“同病相怜”的感觉，从此，晚饭后的父亲再也不叫我给他捶背了。

上学后，哥哥结婚，城里的亲戚送来了一台更大的“台式”收音机，算是非常气派的了。这时的我已知道收音机里没有“电人”，那个分不清男女的人叫刘兰芳，并且也爱了上她所说的《岳飞传》，铭刻于岳飞背上的“精忠报国”从此烙在了我心中。此后，中午听完《小说联播》再上学的我，以迟到而全校闻名，当然也没少挨过父亲的巴掌。

上个世纪末，我实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梦想：跨出那生我育我的绿色大山，穿上绿色的军装，走进了另一个绿色的世界。我所在的部队离昆明不远，但两米高的围墙几乎将十八岁的心灵与世隔绝。年轻的心是活跃的，骚动的，充满向往的。为了了解大千世界，我用节约下来的补贴买了一台小收音机。每晚十点以后，躺在床上，戴上耳塞，将指针调到固定的位置，静静地等待着那熟悉的声音出现——昆明电台《张漫真言》。谈亲情，感同身受；讲爱情，憧憬期盼；说友情，热切渴望……人世间的万种情感，市井百态都是从这小小的“掌中宝”中流淌进年轻的心田，灌溉并铸造了那日渐成熟的灵魂。十年的军旅生涯，走过了三个省（区），行李中始终少不了一台收音机，虽然它的型号换了几个，由手动调谐到自动调谐再到液晶显示，虽然和“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一样，电台的节目和主持人也在一次次改进，一茬茬更换，但唯有不变的是收音机带给我的精神食粮。不，它也在变，由以前的粗粮变成现在的细粮。

历史的年轮转到了2003，脱下军装的我出乎意料地进入了“电人”云集的广播">广播电台——这样一个对我而言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我也成了一个“电人”。

今年“五•一”大假，回了趟老家，收音机早已在四方乡邻中普及，并且由单一型收音机更新升级为收录机，对电台播出的节目也是耳熟能详，甚至有人在田里干活的时候，田埂上还放着台音量开得很大的收音机。当他们得知我现在也是一名“电人”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来了：

老爷子问：“‘三国’、‘水浒’、‘岳飞’什么时候还会再播呀？”

老太太问：“你们放的戏怎么都不放完呢？收音机里真的没有‘电人’？”

哥哥们问：“‘对农村广播’中讲的那些农机具在哪儿能买到？”

嫂嫂们问：“收音机里讲，有一个什么专门保护妇女的法，是真的吗？”

小伙子问：“收音机里说的那些新鲜事都是真的？我们出去能找到工作吗？”

大姑娘问：“城里人找对象，爹妈真的说了不算，自己说了算？”

……

在不断回答他们类似的问题时，我深切地感受到：当年的那台收音机虽然破旧，但它所传递的信息是新的，思想是新的，科学技术是新的。在这个几乎被世人所遗忘的大山深处，人们就是靠收音机,这唯一能与都市同步发展的信息途径，开拓着自己的思想空间，聆听着大山外面的声音。收音机成为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必须；成为了山里人获取信息的桥梁和纽带；成为了山娃子冲闯世界的开路先锋。我坚信，将来广播还会用它特有的声音，与时俱进地把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新政策、新科技……传遍大江南北，山里山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