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天

整整60年过去了，但那个历史瞬间，恍若就在眼前：“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崭新的台名，在1949年5月27日19时，第一次通过无线电波传入上海的千家万户。
这时，进入上海的解放军与残余的国民党守军在北四川路桥南北进行的激战刚结束。日夜盼望着上海解放的人民群众正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收听最新的消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崭新呼号的出现，向千千万万听众宣布：上海已经全部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接管了国民党的上海广播电台，上海人民自己的广播事业已经诞生！
我作为军管会派出的接管国民党电台的一员，在当晚的广播中担任了播音员，第一次播出了这一新的台名，接着庄严宣读了三个重要公告，即毛泽东、朱德联名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也就是大家通称的“约法八章”）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惩处战争罪犯命令》。
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原华东新华广播电台的同志们，在随军南下途中，在山东、苏北、苏南各地作了较长时间的准备。
当时，解放战争的形势令人振奋。东北已经全部解放，北京、天津也先后传来了解放的消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中不断传来好消息，我们天天沉浸在兴奋与欢乐的气氛中。淮海战役胜利开展并节节向南推进以后，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准备随军南下，参加接管江南各大城市国民党的广播电台。1949年3月19日我们从济南出发，依靠步行，沿滕县、新安镇、淮阴、淮安、高邮、宝应等地南下，于4月28日来到扬州，等待渡江命令。那是我们进入上海前的一个月，前方战火正酣。
5月2日早晨，得到上级通知，准备今晚渡江。要在战火中抢渡长江，大家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上午我们来到扬州南部的施家桥附近，看见蒋军轰炸镇江的油库，引起了大火。傍晚17时，得到命令，渡江的大批人员开始向江边集合。我们队伍中有一部分是北方人，从来没有见过大江大河，一听说要渡江就特别紧张，尤其是在战争的环境中要横渡长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意外。到达江边时，天色已黑，偏偏遇上了大雨和冰雹，个个淋得像落汤鸡，背着背包，行走在泥泞的江边，高一脚低一脚地登上了小汽艇。大雨过后，江上风平浪静，一批小汽艇载着上千人一起向南进发，船上灯光通明，真有点浩浩荡荡的气势，大家感到十分意外。原来江南的敌人兵败如山倒，早已土崩瓦解，镇江的国民党守军已经宣布起义，我们是在自己军队的充分把握下渡江的。这时宁沪线上一些中小城市都很快被解放，战事已集中在上海周围。我们渡江以后从镇江乘火车，于5月3日拂晓到达丹阳，住在丹阳东郊的前巷村。就在这一天，我的家乡杭州解放，我们派出接管杭州广播电台的同志也立即出发了。
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移到丹阳继续进行。这时攻打上海的解放军已经对上海形成包围之势，战斗非常激烈。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聆听了陈毅等领导同志所作的报告，更加具体地学习了关于接管工作的政策、方针和方法。台领导还为我们收集了各种材料，进一步了解上海的最新情况。刚来自上海的领导同志，如夏衍、范长江、恽逸群等，给我们介绍了上海的情况，尤其是广播方面的情况。就在这些天里，我们编播人员准备好了进入上海以后第一天需要播出的稿件，我准备的主要是三个重要公告，苏佩准备的是第一天的新闻，新闻稿由担任编辑工作的苗力沉、谢林风、蒋铁云等同志随时更新内容。
5月25日早晨，得知解放军先头部队已经攻入上海，随后就得到命令，要我们马上出发。久已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大家匆匆忙忙打起背包，集合队伍，乘上火车。26日早晨到达南翔。傍晚，天色已黑，又是一场瓢泼大雨。参加接管上海工作的人员分乘一批大轿车，在雨夜里开向上海。向车外望去，车灯把前方照得通明，灯光把豪雨衬托得淋漓尽致。逐渐看到前方出现了一片亮光，来接我们的同志说：“那里就是上海！”车上顿时一片欢呼……
大车徐徐开进上海，来到了徐家汇的交通大学，让我们分别在各大教室里休息待命。这一夜我们基本没有睡，只能靠在椅子上迷糊一会，不时地走向窗口向外眺望，看有没有什么动静。雨还是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使我们的心情更加焦急。事后知道，当时华东新华广播电台领导人、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处长周新武同志已经赶到圣约翰大学去参加陈毅同志召开的会议，讨论明天的接管行动。等他回到交通大学时，已是27日凌晨。我们得到通知：今天上午接管上海广播电台。第一梯队的周新武、华坚、我和苏佩四人，进入电台参加接管；编辑工作人员随新华社同志一起进入解放日报，以便就近组稿发稿。周新武带领我们坐上吉普车，直奔位于大西路的国民党上海广播电台。
行进在徐汇区到大西路的途中，我的心情格外兴奋而复杂。一年前，我曾经在一个黑沉沉的夜晚，由党的地下交通员带领，小心翼翼地离开上海，唯恐被敌人发现。现在我穿着早已准备好的一身新军装，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行走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里，沐浴在扬眉吐气的阳光下。我绝对没有想到解放战争会发展得这么快。
到达上海广播电台门口时，解放军战士已在门口站岗。上海地下党也已派邹帆扬、王世桢同志进入电台，做好稳定广播电台人员、迎接解放的工作。上午周新武、华坚与王世祯同志接头，研究了接管步骤。下午在大西路旧址一楼的一个大办公室，周新武召开了原广播电台全体人员与我们军管人员的第一次见面会。周新武同志带着由陈毅和粟裕签发的军代表任职命令，宣布了自己的身份，接着说明了接管工作的政策和要求，欢迎原广播电台人员留下来与我们一起工作。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除我们四个军管人员及地下党的王世桢外，原广播电台的各工种人员，如负责向军管人员交接工作的原电台技术部门负责人杨伯枢，财务人员朱懋贞，编辑李斌，播音员施燕声、施岁华、哈丽莲，控制室技术人员许克正、曹本立等都参加了会议。这是第一次见面，双方虽然陌生，但也感到亲切，因为从今以后就要在一起工作了。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广播电台绝大部分人员后来都留在电台，一直工作到他们退休。
会议开完，与会人员退去，周新武就靠在桌上睡着了。他已经有两个晚上没有睡觉了。
会后，我与苏佩赶快抓紧时间熟悉播音室的设备情况，为晚上的开播作好准备。上级对我们这第一天的播音，要求十分严格，绝对不许出错。既要准确清楚地表达文件内容，包括其中的每一个字，又要保持解放区广播电台的播音风格：庄重、亲切、动人，要以新的播音风格明显区别于原上海台的声音。
我的第一项任务是郑重报出新的台名，而且事先决定每次要连呼三遍，在节目告一段落、下一个节目开始时，还要反复播出新台名。这个台名是在丹阳时定下来的。原来解放区的各广播电台都延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台名，定为“某某新华广播电台”，华东台也叫做“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北平解放后初期也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名义播出。因此，我们原以为今后的上海台也会称为“上海新华广播电台”。但我们在丹阳时，当时负责领导广播工作的李强同志从北平赶来，传达了有关领导的决定：进入上海后电台名称定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后来，全国的广播电台都冠以“人民”二字。
我当晚的第二项任务是播出三个公告，这三个文件在丹阳时就已拿到，这些天一直在反复阅读和领会，但困难的是当时只能直播，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在这样重要的时刻，面对千千万万听众，要做到一字不差把三个文件全部顺利播出，还是没有完全把握。播出时，只有靠自信和沉着镇静了。这天晚上，我反复播出这三个公告，没有出现过一次差错，算是完满完成了任务。
苏佩播出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次新闻节目。也是在当晚反复播出，并不断增加新的内容。
这以后，我与苏佩共同参加新闻播出任务，我更多地担负重要公告和评论性节目的播音。原有的人员负责文化教育性节目和上海话节目。
南下的编辑人员苗力沉、谢林风、蒋铁云等在解放日报那里编好广播稿，每天由通讯员姜信宁乘吉普车以最快速度送到广播电台，我们则尽快地把这些新闻在广播中安排播出。有些时间性较强的新闻，正常值班的同志已无暇顾及，往往由我进播音室临时插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