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斤莜面换来一台收音机

我在农村当知青时，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叫“牡丹”。“牡丹”曾经给了我不少的欢乐，陪伴我度过了在乡下苦寒寂寞的时光。请不要误会，“牡丹”不是人，而是一台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牡丹”牌半导体收音机。为了把这个“牡丹”请回家，还发生了一段曲折故事哩。

不想一辈子过“糊糊一喝，屁股一撅”的日子

原本与我一起下乡，到卓资县上营村插队的知青有十来个，三五年的光景，七抽八调得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又过了二三年，我自知返城无望，便横下一条心，扎根新农村，在上营村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了。我把空了的知青集体宿舍——三间土房略加改造垒起了院墙，在院子里挖了山药窖子、盖了猪圈、鸡窝、兔窝、狗窝、羊圈，过起了正儿八经的庄稼人的日子。年头久了，不但乡亲们早不把我当知青看，就连我自己也仿佛是上营村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好后代了。要说那几年，上营村靠着坡地多，人们还能混个“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因为我是知青，我的口粮比社员分得多，加上“向阳花”老婆的仔细，吃喝不成问题，可就是精神生活贫乏，闷得慌。上营村属印堂子公社财神梁大队，财神梁又叫“二灰腾梁”，高寒山区，山高、沟深、石头多，出门就得爬坡，交通不便，公社邮路只通大队部。正常情况下，一个星期来一次报纸信件，赶上大雪封山，一个月也难来一次，就是送来报纸，社员也是看不懂报纸的。那几年也搞了广播喇叭入户工程，用的是公社通大队部的电话线，一根铁丝拉到我家，我也安了一个小喇叭。开始，小喇叭一天三次广播，虽然说多唱少，但也在寂寞中平添了几分热闹。后来，拉广播的铁丝被人偷了，小喇叭的信号也时断时续，到头来社员家里的小喇叭成了摆设。报纸看不上，广播听不上，又没有书可看，心里就有些烦，用现在的话说是郁闷。我又不想一辈子过“糊糊一喝，屁股一撅”的日子，1975年便生出要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的念头。

好说歹说才凑够80斤莜面

这个念头一出就着实把我吓了一大跳。那年月还没听说过电视，半导体收音机也是新鲜货，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得三四十块钱。我们村算好的了，我一年才挣60多元钱。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可是一笔大开销呀！我就像中了邪似的，实在想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便与媳妇商量。媳妇听了倒也没有强烈反对，说：“我也爱听收音机，多会儿想买就买去吧，正好吃的没盐了，不想吃淡饭就到鸡窝掏上几颗鸡蛋顺路进供销社换上盐。”媳妇不咸不淡的话让我心头凉了大半截。我也清楚自家的家底，就媳妇手里那十几块钱，即使全掏出来也差远了。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我瞅住了泥缸里的莜面。那年月口粮少，庄稼人的莜面能买上个好价钱，大队拖拉机经常到山西大同煤窑拉炭，窑上的莜面更抢手，也更贵，我便和一个姓柳的司机朋友说好捎上一袋莜面到窑上卖，柳司机说，没问题，正好有人托他买面哩。媳妇起初还说：“饿不着，哪怕你全卖了。”可装面那天，她就变卦了，装到多半口袋莜面时就说什么也不让装了，说，过几天我岳父要来驮面。我用借来的钩子秤称称，才装了74斤，算了算，怕卖不够买半导体收音机的钱，好说歹说才凑够80斤。柳司机扛走了面，我才一颗心落在肚里。当晚他就开车走了。

自产自销证明

不料，3天后柳司机回来了，钱却没有带回来，还带回来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坏消息：莜面让窑上的工商人员给扣了，一个礼拜内必须开出当地工商的自产自销的证明才能归还，否则按偷机倒把没收。柳司机沮丧地说：“跑了三四年，面也卖了几千斤，这事儿还是头一回遇上。”我们商量了一会儿，虽然觉得到县工商局开上证明的希望不大，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去跑一趟了，找个熟人看能不能开上证明，四五十块钱哩，不能白扔了。

事不宜迟，第二天一早，我们俩就往县城赶，没到中午就进了城。吃午饭时我娘想到一个在工商局工作的人，好像姓李，也是河北人，他妻子在我爹生前所在的外贸兔厂干过临时工，找找他或许行。顿时，我有一种绝处逢生、喜出望外的感觉。吃了饭，我就到县工商局院子的荫凉里等，好不容易等到下午上班，却不见有人来，一打听工作人员下午参加大会不上班。

我们俩垂头丧气地要走，这时慢腾腾地进来一个中年人，看大门的说：“这不是李秘书来了！”又说：“李秘书，这两个后生找你。”我想这就应该是那个人了，因为听看门的说工商局只有一个姓李的。我迎上去叫了一声“李秘书”。李秘书眯起眼问：“你是谁？找我干什么？”我说：“我是谷秀山的大儿子，找您有件重要的事情。”他说：“谷秀山？谷秀山不是早死了吗？能有什么重要的事？ ”我说：“是我的事。”他边说边开了办公室的门，我也紧跟走了进去。他坐在一张办公桌的椅子上说：“什么事？说吧。”我先讨好地敬上一支烟，他瞟了一眼“海河”烟盒，拦住了我的手说：“我不吸烟。有事说事，我还要出去。”我便把开证明的事说了一遍。他听了劈头盖脸地批判起我了：“你看你这个年轻人，怎么能干违法乱纪的事情呢？”我说：“我没干违法的事啊，只是卖了几十斤莜面。”他说：“卖莜面还不违法？那叫什么？那叫资本主义！”我说：“我卖的是我的口粮。”他勃然大怒，义愤填膺地说：“卖口粮就不是资本主义了？是资本主义尾巴！是尾巴就该割！”他虽然给我扣大帽子，但我还是笑脸相陪，说：“就算是尾巴吧，您给开个自产自销的证明，我拿回来不卖了。”他说：“你还想开证明呀？嘿嘿！”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说：“你是不是谷秀山的儿子？”我说：“是呀，这还能有假？”他说：“我听说谷秀山同志的大儿子是全县下乡知青扎根农村的先进典型，这么个先进人物还能给党抹黑？”我被他呛得无话可说。他用手指关节把桌子噔噔敲了几下说：“再说了谷秀山同志是最坚持原则的人，他即使活着也不会同意给你开什么证明——我也没法子证明你卖的莜面是你生产的。没事你就走吧，我还要开会去。”当时我气得七窍生烟，心里连他十八辈祖宗都骂上了。倒是柳司机提醒我：“是不是你老爹得罪过他？”“谁知道呢，也可能吧，我那老爹倔，一辈子认死理。”一问我娘，我娘才想起来，说：“那年兔厂减临时工，姓李的找老谷说情不要减他打临时工的老婆，最终还是减了。”娘说：“老谷只不过是个车间主任，减谁，不减谁，还不是经理说了算。”我说：“娘，你糊涂了，让我找他不是白费力气吗。唉，说一千，道一万，证明是绝对开不上了。”

柳司机见事情无结果，说：“回大队开个证明吧。”我说：“大队行，何必到县里呢？”柳司机说：“试试吧，不行送他点儿，不能全没收了吧。”我叹口气，看来也只能如此了。本来打算开上证明还要到五金公司看看半导体，让李秘书弄得也没了兴趣。

柳司机拿上大队开的证明走了。我媳妇倒有些幸灾乐祸，说：“再折腾！多亏少装了20斤，要不然还得多没收哩。”我心里早没了指望，却不料事情有了转机——三天后，拉回炭的柳司机给我送钱来了，说莜面一斤卖了五毛四，总共是四十三元二角。我喜出望外，问：”大队开的证明顶事了？“他淡淡地笑了一下，也没正面回答，只是说面口袋没拿回来，给了买面的了。我说拿回钱就行啦，还要什么面袋子。我拿出三元二角的零头给他买烟抽，他坚决不要，我只好作罢。

我与世界拉近了距离

真是手中有钱，喜气洋洋。虽然媳妇唠叨着要扯几尺花布缝件衫子，但我毫不动摇，坚持专款专用，又怕日久生变，第二天一大早匆匆喝过两碗糊糊，就骑上自行车直奔县城。四十里土路，骑得痛快，正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刚到九点钟就进了县五金公司的门市部。卖半导体收音机的售货员是我初中同学的父亲老邢，老邢对我特别热情，推荐我买北京产的牡丹牌收音机，说北京上海产的质量不好。牡丹牌收音机有大半块砖头大小，装在棕色皮套里，皮套还有带子，中波、短波两个频道，交流电、直流电两用，装4节一号电池。老邢特意装上电池让我试听，调调旋钮，“呜啊”一声，门市部里就响了起来：“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一问价钱，43元。真悬，柳司机若是要上三元二角，还买不成了呢。开了票，交了款，老邢把这台全新的半导体收音机递给我。也不知是故意的，还是忘了，他没取出试用的电池，我也就没提醒他。下午回家的路上，我把背在身上的收音机打开，收音机播放的歌声撒下一路，骑自行车走的是上坡路，我也没觉得累。路旁田地里的男男女女被歌声惊动了，停下锄瞭我。有人还喊：“后生，过来歇歇！”

回到上营村那天夜里，不但我兴奋，媳妇也高兴，就连我那4岁的儿子也不睡觉了，守着半导体收音机非要问我人咋进了匣匣里，他能不能进去看看。第二天，村里人都知道我买回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羡慕得不得了，连小队会计也说：“看人家的日子过的，还能买得起半导体，到底是知青哩。”

我养的六畜都给起了名儿，如猪叫大胖、狗叫小勇、猫叫小花、鸡叫莲蛋、兔叫红眼儿、羊叫震生（闹地震时生的），这半导体自然就叫“牡丹”了。牡丹好，不但好听，还有一种亲昵感。我发现只要是打开“牡丹”，房后的放羊老汉就会蹲在路旁的石头上抽烟。我让他进家来，他不肯。我就把音量调到最大，好让更多的左邻右舍共享欢乐。风情万种的“牡丹”陪伴我度过了在农村插队的最后4年，当时的一些重要新闻都是“牡丹”告诉我的，使生活在闭塞大山中的我与世界拉近了距离。

除夕夜，锅里煮上一颗猪头，一家人坐在热炕上一边包饺子一边听“牡丹”，在满屋子的猪头肉香、饺子香、蒜醋香、烧酒香之中，又多了一味——弹拉吹唱的文艺香，让大山沟里的年过得热热闹闹有滋有味，使我几乎忘掉了一年的辛劳，也排遣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与烦闷。

“牡丹”功成身退

1979年1月，我被安排到卓资县文化馆工作，举家返城，搬家时当然要把“牡丹”带回了城里。料想不到的是，一进城“牡丹”的作用就不如乡下大了。不要说文化馆有的是报刊杂志可看，就是县广播站的街头大喇叭一天准时早中晚三次广播，也够人听的了。何况城里已经有电视机了，虽然是黑白的，虽然只是个别人家有，可毕竟是有了。我当然还买不起电视机，可也很少听收音机了。何况“牡丹”的质量并不像老邢说的那么可靠，身子早出了毛病，买回没半年波段开关就失灵了，好在还不影响收中波频道。本来想进城后修一修，不听了还修什么，当个历史文物吧，便放到柜子里，真把“牡丹”给冷落了。又过了两年，一天我下班回到家，5岁的小儿子把“牡丹”拆得七零八落，说是看拆开能不能装上。

唉！80斤莜面换来的“牡丹”终于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