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首部半导体收音机首先由公安部研制

1964年，我国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建国后第一次新技术展览会，展出了国内工业和科技部门的新技术产品。在电子产品中，有一种超小型的半导体收音机">收音机，体积小到可以放在手掌心里，但没有注明是哪个部门制造的。当时人们都还在使用较大型的台式电子管收音机，从未见过国产的这样小巧玲珑的袖珍收音机。国际上也只有日本等少数国家能生产，因此引起国人的注目和惊喜，都在打听从哪里可以买到这种收音机，更不知道它是哪里生产的，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至于它对我国早年发展半导体事业所起的促进作用，以及在国内曾产生的影响，就更少有人知道了。

这件鲜为人知的事距今已四十年了，作为建国后发展科技事业的历史来说，这还是值得一提的事。原来它是由非电子工业技术专业的公安部的几个小厂协作生产出来的。它诞生的详细经过还要从1961年秋天在北京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说起。

日本小收音机激起奋进意识

1961年国庆节后，日本国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日本商品日展览会，当时我国尚未和日本建交，也是建国后日本第一次来我国举办这样大型展览。在开幕那天，当时谣传这次展出要发售半导体收音机，很多人就是为此而来，观众非常拥挤，除在展馆外广场挤满了人，东头还排队延伸到西直门外大街，秩序也不好，把会场栏杆都挤坏了，影响不好。外国通讯媒体对此作了夸张渲染的报道。周总理听了很生气，说：“中国人要有志气嘛！”当时我和局领导狄飞等同志听到后，也深有感慨，引发了我们自力更生试制半导体收音机的念头，要为国家争口气。这一想法也得到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的赞同。于是便决定由十二局直接来策划方案（代号为904会战)并由我（时任十二局副局长）和路群同志(北京实验厂厂长兼党委书记)组织实施。

公安部有一个专为公安业务服务的北京实验工厂，规模虽不很大，但设备齐全，工人和技术人员较精干，科技门类和工种也配套，还有受公安部和省市公安厅局双重领导的几个地方工厂可以协作。特别是辽宁省厅的辽河实验工厂研制的锗晶体管，虽在I960年才起步，但由于发挥技术人员的积极作用，经过刻苦试验，很快攻克密封营口、填充料等工艺难关，迅速缩短了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已能稳定地批量生产高频和低频系列的锗晶体三极管，不仅供应本部门需要，还开始批量供给国防科委第五研究院(航天部的前身，当时由钱学森负责)、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总参三部和科学院计算机所等单位，制造出了我国第二代半导体计算机和雷达控制系统，尤其是采用辽河厂的开关管性能稳定可靠，能经受长期的使用考验。

有了半导体管，就具有了试制收音机的重要条件，但是要做成像日本产品那样小的收音机，还需要有一整套相应的超小型元器件配套，并采取分立式插入印刷电路板(在背面焊接)等新工艺，还要有超小型的叠层电池装入机壳中才能使用。而当时国内还处在普遍应用电子真空管的时代，这些国内都还没有生产，我们还不具备这些基础条件，要搞这个项目确有很多困难。

自行设计和制造超小型配套元器件

我们和工厂负责人路群、孙于时、章绍瑾及技术人员一起研究，认为1947年美国人肖克莱发明半导体二极管后，英、德、日等发达因家急起直追，已在生产高频率、大功率等系列晶体管，尤其是日本人已经应用半导体搞电声等民用产品，并开始占领了国际市场，当时苏联还较落后，据说苏联第一颗上天的人造卫星中所用的半导体管还是设法从美国搞来的。我国在五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冶金部、四机部等少数单位才开始研制锗、硅单晶和晶体管，有的生产少量仿苏联的放大倍数很低的(礼帽式)管子，比国际上要落后近十年。而国内有关部门的人还抱着“半导体(晶体管)不可能替代电子管”的保守思想，没有着力来抓半导体的发展，因此一定程度的影响了国内半导体事业的发展。当时国内军用和民用基本上仍处在第一代的真空管电子产品，元器件也是体积大耗电最多的品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搞确有困难。如何试制的问题，开始时曾作了几种方案的考虑，是依靠外单位协作还是由自己搞的方案进行了讨论比较，一度我们曾试图依靠国内专业研究和生产的单位协作，但因为这些单位也都没有现成产品可供利用，而仍需要从头开始试制，这样可能时间拖得长，质量也难保证。我们独自搞虽有困难，但是如充分利用自身条件，组织本部门的内部协作则比较方便，经过努力想办法创造条件还是有可能实现的。经过权衡利弊，最后还是决心在本部门试制配套超小型元器件。如果我们这样先走一步，还可为国内半导体电子配套的超小型元器件补充缺门，为我国追赶世界水平作点贡献。

同时我们主张试制我国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起步不能太低，技术质量指标应有一定要求，体积也不能大于日本当时同类的商品。于是，我们利用自身优势，发动技术人员和工人献计献策，积极搜集国外有关科技信息资料和样品，也不放松向国内兄弟单位学习的机会，一心一意为试制我国第一台小收音机，为国争光而努力贡献。决心下了，于是确定在北京实验厂成立第二试验室，由彭泽民、徐锡勋、王寄琴等搞电路设计、总装测试。由第一试验室的吕明初、沈树芳、邱朝潜、杜荣睿、高幼珍、陆皓良、刘业清等搞铁氧体磁性天线和振荡线圈、中周、低频变压器、陶瓷电容片、热敏电阻、可变双联电容器和印刷电路工艺等，技术科的范信能、刘淑芳、张静华和车间的李寿平、陆孝聪等搞总体结构、金属和塑料外壳的模具设计和工艺，谷宪文搞机壳外型美术设计，还添置了必要设备，立即运作起来，经过动员， 参加人员热情很高，都愿为争取早出国产半导体收音机而作贡献。

大家克服没有参考资料的困难，精心设计，投入试制工作，工厂各科室、车间也积极配合协作，大开绿灯。在统一布置要求下，有关地方工厂也齐心协力，辽宁省辽河实验工厂厂长孙振凯如期送来高增益低噪声的筒式晶体管;武汉实验工厂厂长彭其光加紧试制出小块的9伏叠层电池;上海市公安局的吴星处长亲抓上海实验工厂，生产了音色丰富的小扬声器:杭州实验厂的蒋开福工程师经过反复测试、生产了精密的超小型接插件;哈尔滨实验工厂也生产出立式小型电解电容器等。这样除小电阻可以外购外，其它全部分工自制。

我们要制出的产品，不能完全仿制外国产品，既要精致又要适合我国人使用。参加试制的技术人员、工人、管理和后勤人员，都干劲十足、精心地日以继夜的投入工作，由于元器件质量好，保证了试制整机的质量要求，也加快了整机试制步伐，缩短了试制样机到定型投产的周期。从1962年冬正式开始到1963年秋，历时I0个月就试制出两批样机，经一再改进而定型。这次试制工作（904会战)不仅出了我国最早的超小型6管半导体收音机，还为国家填补了超小型电子元器件十多种新品种的空缺，同时也对提高人员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促进各厂协作共同发展、初步形成联合企业等方面取得了可贵的经验。

这是6晶体管超外差式中波收音机，具有以下特点:体积小（11×7×3公分)、重量轻（含电池240克）;全部使用自制超小型元器件，在国内是首创;灵敏度高，噪音低，杂波干扰少(超过国家颁布的标准)，在云南等边远山区均可清晰地收听中央电台广播:采用了音频反馈新技术，解决一般收音机高音强低音弱、出现刺耳尖叫声和失真的毛病，根据不同需要，收音机还可以外接耳机和电源使用。它的质量和当时日本同类的中波收音机相比毫不逊色，可以放在上衣口袋，携带方便，还配了皮外套，外型也较美观大方。

样品经各种例行试验，认为合格才决定批量生产。正式产品经严格检验合格才出厂，(第一批先装配I00台，以后陆续批量生产)，取名为鹦鹉牌，先在内部发售了两种规格的2千余台（定价70-90元)，还为出国访问的代表团作礼品送给朝鲜等国。

原来我国落后日本同类的产品约有三年时间，现在我们仅用不到一年就生产出这样的产品，而我们起步的基础和日本的情况不同，他们试制新型样机可以从市场采购到合适的元器件，按照设计电路装配试验就行了，所以比较省事，速度也就快了，但他们当时出新型机上市，一般也需要一年左右时间，我们且是从零开始，从试验电路到试制全套元器件到正式投产整机只用了十个月，相比之下，我们这样的速度使人难以想象，在当年的条件下搞出来也是个奇迹。然而我们当时也看到和美国、日本总体水平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单以收音机来说，他们己经有短波和调频的半导体收音机等多品种产品，而我们才刚刚开始生产中波收音机。但是，全厂职工对“904会战”取得的这一初步的胜利，还是感到十分高兴，大大增强了我们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攀登科技高峰与自力更生的信心。

毛主席勉励我们精益求精

公安部领导和中央主管政法的彭真同志，对这一试制成功，都对我们表示勉励，彭真还亲自到实验工厂视察，向我们提出:“要紧盯日本 (技术)，迎头赶上。”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说，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很关心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对我国能否自制半导体收音机的事也很关切。他提出把我们生产的小收音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作汇报。我们便选了两台送去了。汪东兴对毛主席说:“这是公安部生产的。”

毛主席见到这样小巧灵敏的收音机很高兴，问汪:这是劳改工厂的产品吗?汪告诉他，这是公安部技术局工厂生产的。毛主席还拿出日本的收音机作了比试后，感到欣慰，说:“这可是尖端呵！”当即把日本友人送他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交给汪东兴，要他转赠公安部工厂作研究参考，并指示说:“要他们精益求精。”周总理看了也很高兴，把日本友人送他的半导体收音机也转送给我们参考。我们收到后全体人员特别兴高采烈，受到很大鼓舞。

交流经验促进发展

由于中央领导同志发现我们自力更生搞新技术产品的这一经验，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了发展我国电子新技术和半导体生产的问题，这次会议对全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罗瑞卿总参谋长曾向我询问了自他（1959年）离开公安部以后我们工厂发展的情况(当年他任公安部长时曾亲自过问了工厂的创办，为了解决技术干部的缺乏，还亲自出面向有关部门商调工程师)，指示我们今后也要为国防科技做出贡献。国务院国防工办的赵尔陆主任曾亲率二、三、四、五、六、七机械工业部的刘杰、孙志远、王铮、王秉璋等部长和国家计委的李人俊等负责同志来北京实验工厂参观，考察了工厂设备（国内仅有的在室内密封的无尘工作室(小套间)、电子束加工设备等）和工厂管理情况，还参观了从发达国家搜购来的一批电子新技术产品的样品等，参观中对我们千方百计地从世界各国(不仅是苏联和东欧因家)吸取、收集先进技术和样品的经验备受注目。

四机部专门召开推动各地生产半导体收音机的会议，我们应邀去参加交流经验、北京市委书记刘仁同志亲来参观后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同志在北京听到后，也都要当地的电子部门和单位派人来或我们派人去交流经验，上海、北京、吉林、辽宁等地也很快行动起来了，以后几年市上便逐步出现了种国产半导体收音机。有关专业部还派了一位司长带人去辽河厂，考察晶体管的生产工艺和正在试制的台式管、砷化镓器件等，还要辽河厂孙振凯厂长去向专业厂交流经验。I964年国家举办新技术展览会时，四机部王铮部长因国内别无正式生产的半导体收音机，特指定鹦鹉牌收音机参加展出，并颁发了国家电子产品三等奖。

当时公安部的主要领导人不同意我们(专用和民用相结合)扩大生产和试制多波段收音机的打算，我们曾提出年生产几万台收音机的计划，只要稍增设备和人员，不仅可以解决当时工厂忙闲不匀、平衡工时、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还可增加收益，减少国家补贴。按当时的生产能力，是无法进行大批生产，成本也降不下来的。但这一打算最后没有被批准，未能实现把鹦鹉牌收音机大量推向市场、继续试制多品种半导体收音机的设想。后来我们只得将全套设计和工艺资料，通过四机部，无偿地交给吉林省工业厅洪学智厅长，由长春一家工厂换用其它牌子生产了。

我们的研究所和工厂生气勃勃地向新科技进军，基本上实现了本部门所需专业技术装备的配套国产化，还正在根据国家和本部门的情况及己有的实践经验，学习国际上发展应用科学技术的先进管理经验，准备建立新的研究和生产体制和机制的时候，“文革”大动乱开始了。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不分青红皂白，不考虑公安工作需要现代科学技术装备的必要性，竟然坚决执行“砸烂公检法”的错误决定，撤消原有业务，把所属的工厂研究所(包括在重庆新建成尚未启用的研究所和地方的辽河、天津、上海、杭州、武汉、长沙、哈尔滨的实验工厂等)一个不留地都划给了有关部门，有一批科研人员自找出路各奔东西，生产晶体管的辽河实验厂改为四机部的一个研究所;武汉厂交给七机部，成为我国专门生产纪录电子信号的宽磁带和微型电池厂;杭州厂成为七机部的精密接插件厂等等，以后这些厂虽也都不同程度地为国防产品发挥了作用。但是，已经初步形成拳头、配套的、协同发展的联合企业的科研与生产力量，毕竟被打散了，这对我国半导体电子事业的发展与公安工作的现代化来说，都是一次挫折，一次倒退。

以上是我国早年发展半导体电子科技的一小段历史，虽时间不长，但是不应该遗忘掉，它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而且这中间确有许多历史的经验教训可总结，有些可为后人借鉴。现在能了解这段历史全过程的人己经极少了。最近看到《市场报》刊登的胡有道的文章，《值得收藏的收音机》一文中说:“我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研制出一只晶体管的‘单管收音机’和三四只晶体管的‘来复式收音机’。这些‘老古董’具有很高的史料文物价值。”由此可见，最早由公安部门研制出的“鹦鹉牌”6晶体管超外差式袖珍收音机，社会上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我所以把这段史实追记下来，就是为了我国发展科技和公安科技的历史记录更完整，不致把这段历史淹没了。